从元光五年（公元前130年）卫青突袭龙城，到征和三年（公元前90年）李广利等三路大军联合出击，汉武帝在与匈奴的斗争中历时四十多年。时至今日，很多人对汉武帝的远见和雄心抱以极高的评价，他的举措不仅体现了中国的强大气魄，也为后人树立了英雄的形象。每当国家受到外敌挑衅时，总能听到那句豪气干云的誓言：“犯我中华者，虽远必诛！”（实际上，这句话是汉元帝时期将领陈汤所说的：“明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！”）然而，尽管汉武帝取得了如此显赫的战功，这样的丰功伟业在汉朝甚至在后来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，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肯定。

在这其中，有三位人物尤为代表，他们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时代：

1、汉宣帝时期的长信少府夏侯胜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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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东汉时期的班固（《汉书》作者）；

3、北宋时期的司马光（《资治通鉴》主编）。

这三位人物对汉武帝的征伐政策有着相似的批评，他们总结的共同观点是：“竭民财力，奢泰亡度，天下虚耗，百姓流离，物故者半。”除了这些，班固和司马光还把汉武帝的征伐与秦朝的暴政相提并论，认为他的一些行为已经表现出亡国的迹象。幸运的是，汉武帝晚年有所悔悟，改过自新，才避免了重蹈秦朝覆辙。

那么，为什么古代的这些学者如此批评汉武帝的征匈奴之举呢？

首先，汉武帝有“好大喜功，轻举妄动”的倾向，在他看来，匈奴不过是一个游牧民族，打击匈奴应该是决战的一部分，但也有其他方式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冲突。实际上，大汉与匈奴的敌对关系由来已久，刘邦的白登之围、冒顿的戏弄吕后，都给两国的关系埋下了深深的仇恨种子。加上匈奴屡次背信弃义，频繁骚扰边疆，抢夺汉朝的财物。当时的汉朝，经过五十多年的休养生息，经济富足，民众安定，国库充盈，战争的资源也充足。因此，决战似乎成了不可避免的选择。但除了大规模的战争，是否还有其他温和的途径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贾谊在汉文帝时期提出的“三表五饵”策略便是一种更温和、更有效的方式。这一策略的核心就是通过文化的渗透，逐渐改变匈奴的风俗与社会结构。通过持续的“和亲”，向匈奴渗透汉人的生活方式、习俗和文化，或许三五十年，甚至百八十年后，汉匈之间可能会没有太大差异。可惜，汉武帝年少时，正处于风头最劲的时候，心中充满了雄心壮志。经过了窦太后的压制，他终于有机会证明自己，怎会愿意采用这种“慢工出细活”的办法？

其次，汉武帝在用人上往往凭借个人好恶，而非依据公正的评判。许多著名将领，如卫青、霍去病、李广利等，都是汉武帝宠妃的亲戚。卫青和霍去病虽然凭借显赫的外戚背景取得了战争中的成功，但在某些关键时刻，他们也表现出不小的失误。比如，卫青在漠北之战时，为了让自己的亲信公孙敖抢占功劳，临阵换将，最终导致李广自杀身亡；霍去病在战场上不顾士兵的困境，竟然自己玩起了蹋鞠（当时类似足球的运动），不体恤战士的苦楚；李广利在征讨大宛时，带着六万兵马，却回来的时候，士兵仅剩不到万余人，马匹也少得可怜。战死的士兵寥寥无几，大部分是因将吏的贪污和失职而死。这三位将领之所以可以如此嚣张，是因为他们与汉武帝的关系深厚，尽管他们的指挥有诸多问题，仍能获得重用和提升。而像李广这样有真才实学的边疆将领，尽管匈奴畏惧他，却始终得不到汉武帝的重用。长期下去，士兵的士气大受影响，战斗力也显著下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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